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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學作品
從嚴治黨、依法治國才能長治久安
——有感于王安石變法之失敗
發布時間:2019-04-10 文章來源:網上投稿 作者:趙蘭春 瀏覽:
 

近日讀《北宋變法名相王安石》一書,感慨良多。王安石之人品、道德、文章、學問、膽識、擔當,均被當世和后人公認為一流。其改革方案是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現狀的良策,在當時也取得了奇效;其變法運動也得到了宋神宗這個最高決策者的全力支持,變法意志堅定、措施謹慎,變法班子里也是人才濟濟,但最終為什么卻宣告慘???對現在治國理政有什么啟示?是我們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。

對比我國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,我認為王安石變法失敗的關鍵因素就是:就變法而變法,而不首先統一思想和輿論、不重視宣傳教育,就事論事,只揚湯止沸、不釜底抽薪,沒有從“根”上下手。這提醒我們,干任何工作務必要講究方法,要立足于從根本上解決問題,不能頭疼醫頭腳疼醫腳,否則不會成功。對現在的我們來說,從嚴治黨、提高政治站位就是統一思想和輿論;依法治國、按制度和規矩紀律辦事就是抓住了長治久安的根本。

思想是行動的先導,理論就是旗幟,只有統一思想,才是事業成功的第一保障。王安石所處的時代,北宋立國已近百年,表面上是太平盛世、政通人和,實際上重文輕武、貧富極化,國家財政貧瘠、兵孱將弱,內憂不斷、外患頻仍。受“君主喻于義、小人喻于利”的儒家思想影響,絕大多數人因循守舊、不思進取、恥于言利。雖然北宋前期總體上君主賢明、名臣輩出: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神宗均是精勵圖治、奮發有為;寇準、包拯、范仲淹、富弼、韓琦、歐陽修、司馬光、蘇軾等,不乏遠見卓識、力挽狂瀾者,也通過“慶歷新政”等進行了系列改革試驗。但由于改革就要顛覆既定的體制,觸動既有利益集團的奶酪,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。而王安石長期歷任地方官,對國家積弊洞若觀火,吸取了前輩改革失敗教訓,提出的變法措施也是全面考慮、慎重決策,先行先試、循序漸進。排除王安石性格固執、不善于團結和聽取勸諫,變法執行中急功近利、用人不當等因素外,變法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局限于認識的高度,沒有先從思想理論上打開突破,沒有采取可靠策略首先制造利于改革的輿論氛圍,沒能爭取到大部分人、特別是人民群眾的支持。

反觀我國以鄧小平為總設計師的改革開放,首先從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”大討論開始,統一了全國人民的思想意識,吹響了改革開放的號角;撥亂反正,正確評價了毛澤東和文化大革命,為改革開放打下了思想基礎;走出國門看差距,響應人心思治、富國強民的需求,確定了“分三步走”、“摸著石頭過河”、“發展是硬道理”的正確指導思路。經過40多年的艱苦探索、積極實踐,終于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。

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,人就是執行者,只有堅持鐵的執行力,才是事業成功的重要保障。受封建時代的制度、階級和思想認識局限,王安石舍本而逐末,不從選人管人用人的“吏制”和政治體制改革的“執行力”之根本入手,而直接從“青苗法”、“免役法”、“保甲法”等理財、治軍的表層措施下手,試圖“畢其功于一役”。雖然是好的措施,但沒有可靠而源源不斷、逐級負責的執行人,也沒有認真推行、規范運作、嚴格考核而長期堅持的根本制度保障,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、“人亡政息”、“人走茶涼”的現狀決定了變法的必然失敗,富國強兵目標無法實現。大宋王朝最終因政治腐敗、矛盾激化,而導致了國亡君辱的“靖康之恥”悲慘而必然的結局。

反觀我國自建黨、建國以來,毛澤東同志就說過“政治路線確定之后,干部就是決定因素”,因此制定了“四項基本原則”,用民主集中和政治協商制度從根本上擺脫了“其興也勃焉、其亡也忽焉”的周期律,加強了對黨員、干部、群眾的教育培養,以嚴格的紀律、法律、制度保障各項政策的實施。鄧小平同志也是全面推動政治經濟體制的改革,從長遠和戰略角度考慮部署,保障了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。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從嚴治黨、全面依法治國,提倡“功成不必在我”、“一張藍圖繪到底”、“釘釘子”精神,最終保障和推動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持續進行。

歷史是一面鏡子。我們必須從歷史中吸取教訓、吸收營養,加強人的教育培養、加強制度建設,從根本上保障各項事業持續發展,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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